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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五届丨张宝林：6377部队学生营的集体追忆

张宝林新三界 2022-01-01

作者档案

张宝林，1947年出生，高级编辑，资深媒体人，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，作家、书法家。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（1970年）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（1978年），文学硕士。历任人民日报记者、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、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、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、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、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。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、法人代表。

原题

"特种兵"的晚岁思考

（节选）

作者：张宝林

作者按： 鲍寿柏兄和我共同主编的《拒绝遗忘——北京老五届在插花庙的岁月》一书，2015年1月由海天出版社（中国.深圳）出版。本书是文革中期毕业于北京八所高校（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政法学院、财经学院、广播学院、体育学院、语言学院），后到安徽插花庙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的400多名大学生中的部分同学，40年以后回忆农场生活的文章结集。

以下是我为本书撰写的序言原版。

对于文革的深度反思，绝不仅仅是政治家、史学家、理论工作者们应做的事，也是每一个国民应做的事，对于亲身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来说，尤其负有一份神圣的责任。我们相信这种全民族痛苦而真诚的反思和自省，大大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救赎和国家振兴。

我们这群文革中期毕业于北京八大院校、后来被命运抛到安徽一个叫插花庙农场的400多名大学生，正是被裹挟着参与了文革全过程的人，而且在一段时间里，我们还处在文革的“风暴眼”中。我们有过认真反省和重新检视那段历史的冲动和思考，但我们缺少一个契机，一个由头，现在，这个契机和由头来了。

我们这个群体是1970年形成的，那一年的初春，北京大学250多名63、64、65级毕业生，清华大学30多名64、65级毕业生，从蚌埠火车站集体列队，向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独立一师的阜阳插花庙6377部队农场进发。

8月，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政法学院、北京广播学院、北京体育学院、中央财经学院、北京语言学院等六所大学的100多名毕业生，也陆续加入这支队伍。

这批当年被贱称为“臭老九”的“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”，组成了一支特殊的6377部队学生营，既是被迫又是自觉地进行着艰苦的磨练和改造，先来的一年，后来的一年半，然后再分配到全省各地工作，开始他们踏入社会的长征。

自此之后，我们与以下关键词：插花庙，学生营， 81、82、84分队，融汇成了一支特殊环境下的“特种部队”，我们便是这支“特种部队”的一批非工、非农、非兵、非学的“特种兵”。通过我们这些活生生的标本，世人或许可以触摸到当年一个持续发烧40度、病情延续十年之久的庞大病躯的脉搏，从而做出恰当的病症分析和病因判断。

去年，我们这些“特种兵”的部分战友40年后相聚合肥，重温旧梦，几位同学不约而同地提出编辑一本回忆文集的设想。这倡议立即得到更多战友的赞同。

回忆文章怎么写？

大家的共识是，应主要记述自己在部队农场“接受再教育”时亲历的事实，越具体越好，越准确越好，细节越多越好。文革悲剧必须正视，各种荒诞和丑陋都必须记录在案。知耻近乎勇，承认事实，是反思、批判和彻底诀别罪恶的前提条件。历史是全民记忆，在正襟危坐、冠冕堂皇的官修正史之外，应有大量的、细碎的、鲜活的民间稗抄予以补充。

聚会结束后，几位热心的战友接受大家的委托，很快就建起一个工作班子，向各地战友寄发了“征稿函”，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。

战友们踊跃参与的热情是出乎预料的。短短几个月，筹备组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篇文章。这些文稿中，主要写我们在农场一年多的共同经历、遭遇和感受，有的长篇大论，写了农场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有的短小精悍，写了自己对往事的点滴回忆；有的以写事为主，有的以写人为主；多数是记叙文，也有诗、词、日记等体裁。

尽管文风各异，感受有别，甚至还有一些不同观点，但都是大家的倾心之作、肺腑之言，说的都是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，字里行间，跳动着一个“真”字。

夜深人静，披览这些浸润着青春激情与乱世感触的文字，在农场经历过的那一幕幕场景，又都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仿佛穿越时间的隧道，回到了那片曾经洒满我们的汗水和泪水，我们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的土地。

我预感，这将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。它像一幅工笔长卷，为世人提供了文革中期许多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，描摹了一片丰富多彩的时空背景，在那沉甸甸的叙述后面，我也看到了一粒粒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理性思维的结晶。

这本书可作为文学作品赏读，也可当作文史资料研究，更可看作是一个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画像和心灵史。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，这些年，老干部、老知识分子、下乡知青、中学老三届红卫兵等各界人士的文革遭际，都曾有人写过回忆文章或文艺作品，有的还拍成了影视作品，唯独对“老五届”（ 61届至65届）大学生很少有人写，这段历史的断层，这个历史的遗憾理应由我们自己来弥补。

正如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，是文革期间解决“失业”问题的权宜之计一样，连续三届一二十万大学（不含大专）毕业生，在1970年春夏，集中发配到农村、厂矿、边远基层、部队农场“接受再教育”，其实也是正常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后，缓冲就业难题的无奈之举。

据北大、清华的同学回忆，这几届大学生的分配方案，是由国家计委负责制定的，原本先后出台了两个方案，但都被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否定，最后的方案是“四个面向”：面向农村，面向工厂，面向基层、面向边疆。国家和家庭花了巨大代价培养出的青年学子，被投闲置散，多年学成的专业知识没有用武之地。

一方面是经济停滞，科研断档，一方面是业务荒芜，人才废置。正如本书的一位作者所感慨的：“这些人本可以制造出原子弹氢弹，可以探测宇宙，可以研究生物工程，造福人类等等，但在那荒唐的岁月，由荒唐的人来执行荒唐的决定，只能上演荒唐的悲剧。”（章青《那年 那月那地 那人》）

“6377特种部队”的短暂历史，印记着文革的荒诞与迷失。“6377特种兵”这一滴水，映照着那个怪诞时代的诡异风云。

文革是从北大聂元梓的“第一张大字报”开始的，北大、清华是文革试点“六厂二校”中的那两所名校。曾几何时，聂元梓已成为文革新贵的阶下囚，而文革中受到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的两校和其它高校的大批“红卫兵”，则被发配到农村、农场劳动改造。从“革命小将”到“臭老九”，原来不过一步之遥，正像多少开国元勋一夜之间就成了“牛鬼蛇神”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革命”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史无前例”，倒转乾坤。

中央的理论权威“两报一刊”社论反复告诫人们，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，人人都要过这一关。“走资派”触及灵魂，必须戴高帽游街、坐“喷气式”挨斗、关“牛棚”劳改；知识分子触及灵魂，必须放下书本、笔杆、仪器，到干校种地、耕田，到厂矿当清洁员、锅炉工；大学生触及灵魂，就必须到基层，接受超出精神和体力极限的劳动锻炼，以脱胎换骨成为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新人。

人们不会忘记那些政治铺张和形式作秀，红海洋的铺天盖地，“三忠于，四无限”的唱诵无边，“天天读”、“忠字舞”的愚钝疯狂；不会忘记明火执仗的谋杀，莫须有的诬陷；不会忘记堂堂国家主席的遗体蓬头垢面、光着脚板，连个名字都没有就被匆匆火化；也不会忘记张志新、遇罗克们仅仅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就成为死囚。社会上的所有这些迷乱荒唐，在“6377特种部队”都可以找到影子。

“对毛的崇拜在继续中，在农场里，只要哪天广播电台播出一段毛的最新指示，部队就要求学生连夜到周围的村子里去把在睡梦中的农民唤起，向大家报喜、宣讲。村里连电灯都没有，可怜睡眼惺忪的农民能听懂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也不懂这‘最新最高指示’是干嘛的。”（朱听如《在6377前后的日子》）

“在农场，除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，就是漫漫无尽的政治思想学习。当时的学习，往往要自己批判自己，找出一两段主席语录，将一些鸡毛蒜皮的所谓‘活思想’暴露一下，上纲上线，批它个狗血喷头，就算是觉悟有了提高，学习有了进步和成效，就能得到‘左宝宝’的肯定和表扬。”（杨德兴《部队农场生活杂忆》）

“有一个班的班长，在繁重劳动之后，大多数人鼾声如雷，她还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学毛选，第二天她的劳动劲头特别大，连里大肆宣传，要大家向她学习。有的同学同我议论，认为这是弄虚作假，实在没有提倡的必要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们在私下议论的问题都传到部队领导那里。由此领导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，认为我有政治问题，是阶级斗争新动向，是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。于是，对我进行了公开或非公开的批判，施压，孤立，打击。”（董立坤《真理正义人类的良知是永远不灭的火光》）

鲍寿柏的文章，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。他刚到农场不久，就被农场领导找去，原来是一封邮局革委会寄来的检举信，揭发他竟敢把邮票贴在毛主席语录上，遮挡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芒！这可是个足以致人死地的罪名，多少人曾因喊错了一句口号、写错了一个标语而身陷囹圄甚至人头落地。幸亏农场领导还算开明，教训一通了事，但邮局那帮造反派神经质的“本能反应”和猎犬般的嗅觉，却让人不寒而栗。

在文革时期，人性是绝对的贬义词，凡是和“人”字沾边的什么人性、人情、人道，都是资产阶级的臭狗屎。人们不能谈亲情、温情，更不能谈爱情，人人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。一进农场，部队干部就宣布了三“不准”：一不准回家探亲；二不准谈恋爱；三不准结婚。如果说后两个“不准”还勉强可以成立，头一个“不准”就是泯灭人性的混账逻辑了。

正是这个混账逻辑，在“6377”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。

一位同学是江苏南通人，母亲病危，父亲打电报叫儿子回家，连部压下电报，封锁消息。母亲苦等几天，也没把儿子盼来，真正是“死不瞑目”。母亲去世的第三天，他才回到家中，家人都不谅解，他无端背负了读书忘本的恶名。

另一位年纪较大、已经成家的同学，儿子在家被拖拉机撞伤了，连队没同意他回去，母亲因此生病了，还是不让回去，最后爱人为此犯了病，他终于忍无可忍，自行打道回府。

更惨是的是一位叫印根明的同学，母亲病重，打来电报，部队领导照例怀疑是“谎报军情”未予理睬。第二次又来电报，他当面向营长求情，也遭拒绝。第三封电报传来噩耗，他终于得以回家，竟得知是他的迟迟不归，让母亲绝望自杀。

这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难以想象的人生惨剧。他心中愤懑，回部队后难免啧有烦言，谁知，这又被批为“小资产阶级思想、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和革命需要、对部队再教育有抵触情绪”，并作为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组织全连批判。

尊长爱幼，孝敬父母，是中国的传统美德，何况母亲生了重病，怎么就不能回家看看？此事给印根明造成了终身痛苦，至今也难以平复。

文革是一场浩劫，是“乱了自己，惊呆世界”的全面失序。农场里存在的专断、冷漠、蛮横、瞎折腾等种种弊端，其实也正是整个文革极“左”、偏执、变态的缩影。

拉练，是军训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昼夜兼程，急行军150里，学生走得一点不比战士差，但正式拉练前，一夜三五次的“小拉练”，就是故意整人。特别是不少女生，特殊生理状况下刚躺下又被赶起，其狼狈境况可以想见，她们成了改造者恶作剧的牺牲品。

团部放露天电影，是学生们仅有的娱乐。但这娱乐不过是放那些老掉牙的“老三片”——“地道战”、“地雷战”、“平原游击队”和八个样板戏。一旦放电影，学生分队必须打着背包跑步到放映地。有时候连放两部片子，回到营地已是凌晨两三点钟，还要组织讨论一小时，第二天6点半起床，7点下地干活，“一夜只能睡两小时”。

不少同学记得，到农场不久，就接到命令，到颍河参加游泳训练。学游泳是好事，但不管有无基础，几天之内必须学会，最后还得参加连续游3000米(或10000米)的考核，这种训练方法让人瞠目结舌！一些从来没下过水的同学，被煮饺子似的扔进河里，喝水也好，抽筋也好，连续四五个小时不许上岸。虽然最后没有出人命，但如此野蛮训练，给这些年轻心灵留下了浓重的阴影。

冬天修水利挖河泥，无论男女，都要踩着没脚踝的冰水，一天干十几个钟头，一些女生因此落下了病根。1971年春节，贫下中农都让休息几天，放鞭炮过年，学生分队却要过“革命化春节”，不放假，连日挖沟。

夏秋“双抢（抢收抢种）”，是“再教育”超限试验的范本。农场明明有收割机，却不让学生分队使用。管理人员甚至把学生当“劳改犯”驱使，完全不顾有些人在学校就是“全休”病号，有人患风湿性心肌炎、肺结核、患腰疾、患血吸虫病。在“一律不准请假”的律令下，大部队连续作战，有时24小时连轴转，严重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。

据一个同学回忆，他因心肌炎下不了床，有一天没有参加劳动，军人排长竟把一个班的学生叫到他的床前进行大批判，后来找来军医检查，才准假休息。

另一位回忆，他们连队许多人生病，指导员拿着温度计给病号们测量体温，低于39度的不算病，必须干活，超过39度的也不许休息，要集中学《毛选》。他回忆，病号们宁愿下地干活，也不愿学《毛选》。还有位同学统计，每个“双抢”季，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病倒，除了劳动强度太大，跟淮北当地生活环境差，蚊虫猖獗，“双疾”（疟疾、痢疾）流行也有很大关系。

这本书，无疑是“臭老九”们对文革经历的回顾和反思。这种40年后的回顾和反思，已经少见年轻人的激愤和冲动，而多了老者的冷静、理性与平和，正同摄影中的黑白照片，没有浓烈的色彩，全靠画面上巨大的黑白反差，就足以发人深省。我想，如果将来真有那么一天，巴金老人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得以实现，这本书里提到的案例，完全有资格进入馆藏。

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这本专门记述知识分子接受“再教育”的书，展示的不仅仅是磨难和痛苦，还有令人动容的真、善、美，闪光的理性和智慧，以及一代知识分子面对逆境勇敢捍卫自身尊严的无畏精神。

请读者注意书中的几个著名“事件”，其实这正是人与制度之间激烈冲突的迸发。毕竟，凡是有点正义感的人，都不能无视公理被公然践踏、良善被野蛮摧残。

“七班事件”，源于印根明母亲的非正常死亡，同学们不满部队领导“不准请假”的决定，公开同情和支持印根明，这引起刚愎自用的领导们的弹压。他们上纲上线，把正常的意见反馈，上升为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并力图利用这个事件，把学生们很克制的反应彻底摧毁。

这引起了同学们的更激烈的反弹。在长达数旬的抗争中，学生们团结一致，巧妙地采取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的策略，用领导漠视“贫下中农学生”的合理要求，导致“贫下中农母亲”非正常死亡的恶果，指斥部队领导“缺乏阶级感情”，“马列主义对外不对内”，反驳了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的谬论。

这种反抗虽然是有限的，但也是有理有利有节的，它的影响超出了“七班”，扩大到了排、连。这次事件以整人阴谋黯然收场告终。

更为悲壮的是“李明事件”。李明是北大学生，他熟悉军队的制度和管理，他认为学生营这些折磨人的“高招”，都是连营干部的“发明”，目的是创“业绩”，以便提职晋升。他说只要制造一些事故，就能让他们的美梦破灭。

于是，他先是拒绝参加劳动，被当做重点批判对象实行监管，后来决定“以身试法”当“逃兵”。部队派人把他押回，他半路再次脱逃，此事惊动了省军区，军区经过调查，认为学生营的做法简单粗暴，学生营部因此挨了批评。此后他们果然有所收敛。

我们曾经年轻，在那充满苦涩和伤感的日子里，青春的活力曾为我们枯燥的生活注入脉脉温情。不少文章回顾了在那么艰困的条件下，同学们是怎么样的相互关怀、支持与帮助；回顾了在绝对禁欲的环境中，爱情是如何悄悄孕育和萌生；还有那些无师自通的自我保护和生存技巧，偶遇机会就即刻喷薄的运动天赋、艺术才情……读来都让人百感丛生。

在农场的日子里，我曾数次被抽调到师部工作，还承担过为样板戏画布景的任务，但直到看了几位战友的回忆文章，我才第一次了解82、84分队排演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红灯记》的详细过程。

我们这支400人的队伍，接到演样板戏的命令之后，居然很快选出了合格的少剑波、杨子荣、座山雕、李铁梅、李奶奶，挑出了称职的导演、美工、乐队，还能做到在极短时间内上演，达到令周边军民惊叹的准专业水平，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！

缅怀这些往事，谁能不感慨：在这三届毕业生中，有多少藏龙，多少卧虎，如果不是这场浩劫，他们能为祖国和人民创造出什么样的辉煌业绩?！

离开农场的这40年时间里，国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为祖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欢欣鼓舞，也为现实存在的众多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，如贫富差距拉大、社会分配不公、贪污腐败、道德滑坡、诚信缺失、资源浪费、环境污染，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忧心忡忡。今天，我们在这里还原历史，揭示疮疤，并不是要算旧账，恰恰是为了更好的面对当下，面对未来。

“6377农场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小白鼠，通过对它的剖析，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，更好地看清那场亘古未有、不可思议、荒诞之极的“文化革命”的真面目。

我们在6377农场的遭际，是一种遵照“最高指示”实施的集体流放，是军人监督下的强制改造，是禁锢思想、野蛮役使、灭绝人欲的苦役，是强权者的颐指气使，是“劳改犯”的逆来顺受……这些，都与“革命”毫无关系。唯一挂上钩的可能就是“暴力”了，虽然不是硬暴力，而是软“暴力”，但暴力之后，公平正义全无。人们见到的，只是“暴力”阶段的疯狂、混乱、畸形、荒诞和失序。

揽镜可正衣冠，读史可知兴替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。我们愿以自己的微薄之力，拂去这面镜鉴上的浮尘，让它映照灿烂的时代辉光。

文革十年，我们这代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，已在西西弗斯式的“无用功”中虚掷了。我们唯望这样的荒唐不再发生，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！

是为序。

张宝林读本